基金经理“老鼠仓”案首现无罪辩护 李旭利当庭“翻供”

陆慧婧每经记者徐皓发自上海 昨日（6月12日），原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投资总监李旭利涉嫌“老鼠仓”一案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李旭利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非法获利1071余万元，情节严重，应“判处拘役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方则对其进行了无罪辩护，“证据不足，应该无罪释放。”庭审结束后，李旭利的两名代理律师均对审判结果表示乐观，“这是基于对法律的理解，基于对本案证据形成的链条。”庭审现场中，双方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在庭审中及庭审外，也透露出不少案件侦查阶段的细节。目前，此案已完成所有庭审程序，进入合议庭评议阶段，尚未宣判。 案件还原： 2009年4月的交易 2009年4月的一笔投资，成为李旭利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 在昨日上午的质询、举证阶段，公诉人称，李妻子袁雪梅在2006年利用他人身份开设招商证券账户，资金主要来源为其妻袁雪梅和其妻兄袁雪松。2007年5月账户资金和股票转移到五矿证券的两个他人账户，本金为3000~4000万元，其中李的资金有200~300万。2006年前账户为其妻操作，2006年到2008年李旭利实际操作，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占所有交易的五分之一。在2008年唐建“老鼠仓”事发后，李停止操作，改由委托营业部经理李志军（音，下同）打新股。而2009年5月离职后，李旭利再度启用该账户买卖股票，包括在重阳投资期间。 而在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颁布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达到一定数量将入刑。 李旭利供诉称，2009年4月初，李志军多次电话妻子袁雪梅劝说买股，袁拒绝。之后致电又提，自己恰在旁，接过电话。李志军在被拒后仍然劝说用账户资金为营业部做交易量，自己建议道：“那可以买一点大盘金融股，比较安全，流动性好。”李志军又问：“买一点是什么概念？”“就二、三百万股吧。”李志军便于6月7日下单买股。 据李旭利表示，账户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就是工资两三百万左右，由于只有10%不到的钱是自己的，所以不是很关心，事后一直没有查看账户，更改密码，后来发现时很吃惊，但觉得挣钱也比较侥幸，遂于6月19日卖出，让太太别再动这个账户。 公诉书显示，李旭利的涉案账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交易累计成交金额达到约5226.4万元，获利总额约为1071.6万元。 ·庭审激辩 李旭利：我没有下买入指令公诉人：你曾经坦白过，后来又翻供了 关于“翻供”内容——李旭利是否直接下达了交易指令，是庭审中辩论的焦点。 庭审一开始，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李旭利便对其中一点表示异议：“起诉书提到我‘指令’，但实际上成交并不是我指令交易的，只是营业部的人希望我帮他们完成一点成交量，我确实说了想要成交量可以买一点工行、建行大盘金融股，买两三百万股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他买没买、什么时候买，我都不知道。” 对此，检方公述人对李旭利说，“你曾经坦白过，后来又翻供了。”希望李旭利珍惜庭审机会承认犯罪。 李旭利回答，“我从来没有翻供的行为。” 在质询中，李旭利对前后口供不一致（曾供述是让李志军代为购买股票）解释道，“原来本想说但公安打断我说‘不要把责任往外推’。而开始我也不明白两者间在法律上有什么差别。后来他们一条条仔细问，我才说了细节。” 庭审之后，辩方律师段厚省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并没有翻供，可以看他的笔录，他始终是这样（说）的。他们（检方）对笔录有误解，他们认为我们承认了，但我们说得很清楚，没有那回事。” 自己的判断，还是想让基金抬轿？ 辩护律师称，李旭利利用基金建仓之机买入的说法并不确切。查看交易记录得知，基金大举建仓工行、建行两股是在4月3日，4月9日是基金最后一批建仓。而从卖出的时间点上更说不过去，基金4月21日左右已经卖出，李直到6月份才出售。“老鼠仓的定义是先买先卖。”辩护律师指出。 李旭利也对工行、建行“老鼠仓”的罪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按照常理，基金卖出时，正常的谋取私利（我）也应该卖出。实际上，基金卖出的指令也是我下的。” 公诉人对这一辩护回应称，作为投资总监，李旭利完全清楚旗下基金的建仓情况，而更重要的事实是，4月初决定买入金融股的晨会即为李旭利所主持，同意基金提高所持金融股占比至5％以上，也是李做出的决定。“利用职务之便买入就构成犯罪事实，在哪天获利了结并不重要。”公诉人回辩。 到底买了多少工行、建行？是二、三百万还是1000多万股？ 在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案件中，交易量和非法所得金额是影响案情的重要要素。 而在对犯罪情节的认识上，公诉人、辩护人和李旭利三方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李旭利与其辩护律师在这一点上也有“分歧”。 在起诉材料中，公诉人根据账户实际操作情况，认定李旭利指令李志军在2009年4月7日买入工行、建行股票总计5226.38万元（约计一千多万股）。 在李旭利的口供中，承认建议可以买“两、三百万股。” 因此，辩护人认为，即使存在李旭利指令下单的情况，也只能是其承认说过的两、三百万股，而不是账户交易的1000多万股，因为这一交易量不完全反映了他的意志。 听到这句话后，《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一直颔首寡言的李旭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而在总结陈词时，其也表示：“我不能说是无辜的。” 而辩护人在更多的时候，仍坚持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旭利与该笔交易的直接关系，而对其做无罪辩护。 谈到其中分歧，辩护律师庭后表示，“李旭利从个人因素考虑，我们律师独立从法律角度考虑，在我们看来，这两、三百万股是认定不了的。” 关键人物李志军：李旭利背后的“基金经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李旭利到底有没有给李志军下指令买入股票，成了李旭利的一面之词。 跟据公安侦查取证的证据显示，五矿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志军一直与李旭利妻子袁雪梅联系，受其委托打新股，只有唯一一次与李旭利通话，然而通话具体时间、具体内容，李志军均表示记不清楚了。 辩护律师称，根据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并没有确切的记录显示下达指令那通电话的通话时间。通话的内容更存在疑点。按照李志军的意思：“并不记得讨论买什么股，好像谈论的是抛售股票”，李旭利的口供是称“就买二、三百万。”。“指令到底存不存在，都还是没有证据的东西，是否是李旭利的意思也不一定。” 公诉人则反驳，李志军自己擅自操作纯属无妄揣测，如果李志军私自操作客户账户，按照证券公司法规规定，将受10万元处罚，而这笔单子佣金不过3~5万，李旭利多年来放心把账户、密码交给李志军代管，更是说明李志军没有客户指令是不会动账户的，将操作的意图推给李志军，说不过去。 只有李旭利一人证词，而没有其他证据直接证明李旭利指令交易，成为辩方的主要答辩观点。 辩方引述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庭审细节 李旭利否认逃匿 李旭利案从最初的调查至今已近两年。 据李旭利供述，在2010年7月与妻子和孩子在美国度假时便获悉证监会调查的信息。这一时间距离李旭利辞去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加盟私募基金公司重阳投资仅一年有余。 李旭利称，其从美国返回后积极配合证监会调查。而2011年8月在北京被上海公安逮捕时，其正在北京与证监会沟通。“就在10天前跟证监会方面联系，还说我的案子在证监会范畴。我并不知道已经转到经侦，否则我肯定会自首。” 辩方律师在举证中称，李旭利被逮捕后在北京立即被进行审讯，接着坐火车押送返沪，再马不停蹄接着进行审讯，“逮捕后审讯时间长达22小时。”另外，李旭利还有“自证其罪”的情节。 庭审中，控辩双方并未对这一情节进行过多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