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实录丨滞留武汉40天群像：有人一天一顿饭 有人计划走路出武汉

每经记者 李少婷 滑昂    每经编辑 张海妮    

武昌火车站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为了省下些路费，李良没有选择直达车，此后滞留在武汉的40多天里，他无比后悔这个“贪便宜”的决定。1月23日中午12点左右，火车停靠在武汉武昌站，从广东打工回家的李良下了车，他本打算只在武汉中转停留两个小时。

李良下车时，武汉女婿、湖南人孙斌刚离开武昌站不久。孙斌早上一下车就得知武汉将在10点“封城”，他本欲打道回府，但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挤在售票口，他最终未能在最后关头离开，开始了在岳父家寄居的生活。

湖北黄石人洪强是在1月24日进入武汉的，他心软送个武汉朋友回家，本想着在收费站就掉头回去，但检查站的人告诉他只能进不能出。

探亲、旅游、中转、务工……封城40余天，滞留人员的生活问题愈加棘手。2月底，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9号通告，关注滞留人员保障问题。截至2月29日，武汉市已安置797人，救助1573人，投入救助资金330余万元。

但滞留人员期盼更多更细致及更明确的帮扶政策。目前救助金发放没有进行标准公示，探亲等庞大的滞留群体不在帮扶之列，全国陆续复工但返乡日期待定，李良们渴望更多的关注。

担心坐吃山空的打工者

“我一小时都没法待下去了，心里没底。”3月2日，滞留在武汉的第40天，李良动了去流浪的念头。“封城”40天，他的头发从“站着”变成“趴着”，20出头的人因此显得精神不佳。

隔开小区和街道的那道墙很矮，李良曾在两个夜晚偷偷翻出去溜达。为了防疫，武汉正在实行严格的小区出入管理，街上的行人都已经很少见了。“把我关起来，我就有饭吃，也不愁住了”。李良说。

住在武汉一家民宿的李良隔门接受采访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他曾离流浪只有一线之差——到武汉的头两天，以为停掉的列车可能会突然恢复，李良在武昌站的地下停车场睡了两晚，武汉市政府送来两床被子和10桶泡面，他凑合着过了除夕和大年初一。

他最终没坚持下去，目前的民宿一天住宿费100元，社区的团购菜动辄百元起步，李良靠着捐赠的大米配榨菜和方便面度日，一天只吃一顿饭。

这也是不少生活困难的滞留人员的生活常态。“我告诉家人我很好，就是避免让他们担心，其实身上还剩50块钱，房租也欠着。”一位春节未能返乡的武汉务工人员平日的工资是3000多元，房租要1600元，因物流成本走高的食品价格让他吃不消。

李良就快要吃不起饭了，即便是一天一顿。滞留的40多天里，他本就不多的积蓄就要坐吃山空了，已经开工的公司通知他不用再来了。

19号通告发布当天，李良填写了救助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反馈。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个例，也有人获得了安置或社区帮助，一位因旅游滞留的微信群友曾夸赞安置的环境。

武汉市民政局已经开展了对滞留在武汉的外地旅客的补助，具体政策是每人每天300元，或一次性发放3000元，外地游客、来求医的患者，以及在汉务工人员都在救助对象之列，但具体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才可以接受补助，并未明晰。

相较于3000元补助，李良更倾向于被安置，解封时间未定，“其实三千元，不如安排吃住有保障”。

“想恳求你们帮个忙，有没有志愿者工作可以帮我介绍一个。”这是李良想到的持久之计，志愿工作会带来收入，他已经在专门面向滞留人员的志愿机构登记，但想要工作的人太多了，他被列为备用的第二批。

不在救助范围内的求助者

体量庞大的探亲人员不在救助范围内。“我们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他们没理解，一些成本转嫁到了亲戚身上去，但亲戚们本身在疫区也很困难。”孙斌现在一家三口住在岳父家，本以为“封城”只需要14天的一个隔离周期，如今已远超他的预期。

按照孙斌的计划，他来岳父家探亲到初二，初三返程后他就回去加班，家里还有房贷要还，翻倍工资对他而言吸引力很大，但现在他带来赡养岳父母的钱都不够岳父母为他们一家多支出的开销。“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吃，说实在话，萝卜吃完了萝卜叶子接着吃。”孙斌的岳父母为过节储备的粮食和菜已经消耗殆尽。

探亲可能带来的是双向的情感压力，岳父母变着花样让孙斌一家吃好，但孙斌愧疚于无法尽赡养义务还要“啃老”，“说实话，我们滞留的人比他们在武汉市内的这些人承担更多、更大的压力，我们要是只有自己一家，对自己狠一点，哪怕搞个咸菜和辣酱也能对付一段时间”。

孙斌瞒着岳父母拨打过市长热线12345，反映因探亲滞留带来的困境，村干部立刻就回了电话，随后上门回访，没想到带来了更尴尬的局面。“更多的压力给了我的亲属，村干部来了之后直接找到我舅子，他们毕竟是常住人口，还要顾及脸面问题，左邻右舍会想，怎么来了个亲戚在你们家过得跟个难民一样呢？你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岳父母和舅子。”孙斌的岳父没有直接表达不满，但压力从岳父传导至孙斌的妻子，亲情关系反而出现了不和谐。

由于不能按时返工，孙斌所在的企业给他做了停薪处理，解封之后孙斌一家回去还要自我隔离，恐怕会两个月没有收入，而孩子很快又要开学了，这又是一笔支出。

“我们听从政府的指挥，什么时候解封或者恢复交通我们什么时候再走。但是我们配合了，政府是不是也要多考虑下我们的困难，不管是米面油还是菜，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得到一点心灵的慰藉。当然我们只是反映一下问题，决定权还在政府手中，我知道都不容易。”孙斌继续着他的等待，小心翼翼地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焦虑。

走路出武汉最终被遣返

1月23日，洪强从黄冈启程回老家，因为“封城”，他带了一位家在武汉的同事回他自己家过年。但同事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武汉，疫情形势又很严峻，同事一直在表达回武汉的愿望。洪强心一软，答应了，1月24日晚上开车把同事送去武汉。

他原本想着送同事到高速收费站就掉头回去，但计划未能成功。“我本来以为‘封城’了不会让我进收费站，我刚好可以把他放到收费站回家的，没想到让我进来不让我出去。”洪强就这样滞留了。

“最迫切想回去的时候是超市出团购套餐，肉48一斤。”洪强打过12345热线电话，但回访说他名下有一家公司，不符合救助条件。

“为什么有人能拿到救助金，但我们就是拿不到呢？”一位滞留人员表达了对救助标准不明的疑惑。

“我的诉求就是我想回家。”洪强表达了一些滞留人员的共同诉求。

王芳因为女儿求医住在武汉一家酒店里，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住宿费和生活费已经超过万元，因为女儿接受了放疗，免疫力较差，一家人又不敢去安置点，怕出现感染风险。

“做核酸检测也好、CT也好，我们自费，我们保证自己都是健康的，都关了四十几天了，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也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回去以后把我们集中隔离，或者在家隔离更好，我服从政府安排。”王芳表示。

2月24日，“武汉发布”先后发布两条通告，先是在17号通告中提到“滞留在汉的外地人可以出城”，但发布三个半小时后这条通告被宣告无效。希望腾起又落空，刺激了一些滞留人员剑走偏锋——一些人甚至计划走路出武汉，其中一个滞留人员声称已经尝试走了40公里但被遣返。

其他城市的复工令滞留人员日渐焦虑，他们担心时间一长自己将面临被替代乃至被开除的风险，而如果没有工作，也可能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短时间内可以解封吗？如果不能解封是否可以让我们和户籍所在地政府进行对接，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返回，或者短时间内解封不了，可不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补助措施或者补贴。”滞留人员提出了疑问，仍在等待回答。

（实习生梁瑞馨对本文亦有贡献）

受采访对象要求，李良、孙斌、洪强、王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