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ESG浪潮”下,中国企业如何独善其身？

每经记者 舒冬妮 宋钦章 宋美璐    每经编辑 杨 夏    

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ESG（环境、社会、治理）市场正面临“冷热交加”局面。一方面，随着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准则等国际ESG相关政策及指引的不断升级，对于很多企业而言，ESG正在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ESG也成为许多企业难得的亮点。另一方面，投资市场对ESG的热情似乎正在冷却。在欧美市场，今年上半年，多个主要市场的ESG股票型基金遭遇资金撤出，显示出投资者对ESG投资的兴趣可能正在减弱。

围绕上述话题，日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2024年服贸会上采访到澳洲会计师公会全球会长兼董事会主席戴宾图（Dale Pinto），以及澳洲会计师公会中国华北区委员会副会长、安永亚太区工业与能源市场联合主管合伙人朱亚明。澳洲会计师公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会计师团体之一。戴宾图和朱亚明两位在受访中均提到，在西方“反ESG浪潮”和国内ESG披露规范加强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平衡ESG实践与成本效益，以及如何将ESG披露转化为企业自驱力，成为关键议题。

对ESG态度分化 国内进一步规范披露

NBD：“反ESG浪潮”愈演愈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戴宾图：“反ESG浪潮”反映了ESG这个新兴领域，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各方对于该议题在认知上存在的差异性。同时，ESG相关的监管因为全球法规和标准不同而日益变得复杂。这更加突显了在ESG报告披露、监管和合规要求等方面加强财会人才能力提升与培养的重要性。

NBD：ESG在西方逐渐“变味”，是否说明ESG领域的监管有待加强？对中国的ESG监管有何启示？

朱亚明：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对待ESG的态度有一些反复，特别是美国，SEC（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在今年3月份发布气候披露新规以后，美国境内由共和党执政的10个州联合向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指控（SEC）发布的气候披露新规超出委员会法律权限，并涉嫌违反宪法规定。原本计划4月份生效的法案，至今生效时间无限期延迟。

与美国夹杂政治因素反对ESG不同，欧洲对ESG的批评主要源于其存在大量的“漂绿”行为。俄乌战争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一些老牌的石油、天然气和化工公司迎来了利好。因此，不少欧洲名为绿色可持续主题的基金，却在暗地里大量买入这些行业公司的股票。

欧盟不得不出台《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净零工业法案》《绿色声明指令》等法案条例。大量法规的出台是希望提高投资者对能源转型、绿色环保、气候行动等问题的认知，并尽可能地消除“漂绿”风险。这些法案也对在欧盟开展业务的国外企业提出了相关要求。

与欧美，特别是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国内ESG出现了蓬勃发展之势。在国内更注重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下，“3060”双碳目标等具有鲜明可持续发展特征的新战略助推了ESG在中国的落地。

监管层面，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出台了《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这些准则和指引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行为，为企业落地执行ESG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除了披露层面，政府还出台了包括碳排放双控、碳排放权交易等一系列政策及法律法规，这些政策及法律法规在有效推进地方政府及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对于外国企业的ESG要求。

NBD：一边是“冷热不均”的欧美ESG市场，一边是日益加强披露的A股ESG规范化，这是否会对中国境内企业吸引外资造成影响？

朱亚明：（这会）吸引外资包括企业直接获得外国投资，以及外资企业的进入进一步激活相关产业链。

在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层面，我们看到ESG仍然是大多数大型境外投资机构在作出投资决策时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有很多国际的ESG评级机构会对中国企业的ESG表现进行评价，这些评价都会影响境外投资机构的决策。所以，我们认为目前A股加强ESG披露的规范化是非常正确的决定，这将有助于上市公司更好地展示企业的ESG绩效，回应投资人、评级机构对于企业ESG的披露诉求。

在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层面，我们看到各行业领先的外资企业，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ESG理念，同时，他们对整个产业链也有着非常高的ESG要求。

随着中国不断加强ESG监管，各个企业不断践行ESG工作，各个行业的产业链都已经与ESG理念深度融合，构建了合作共赢的ESG生态体系，并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ESG特色实践。这些行动都有助于外资企业提升在华的ESG管理效能。

“漂绿”丑闻频发 监管要求转变为“自驱力”

NBD：您认为，怎样促使ESG披露从监管的“强制要求”转变为企业行为改善的“驱动力”？

戴宾图：ESG强制披露的确正在成为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尽管一些调研表明，某些企业在ESG披露方面仍抱有“止于合规”的心态，且部分企业曾因“漂绿”问题而面临挑战，但这一现状有机会得到改变。

要将ESG披露从“监管要求”转变为“企业自驱力”，首先需要让企业切身意识到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实践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国际法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全球化布局的企业而言，遵守这些标准将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准入和竞争力。

此外，企业应优先考虑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以及遵守他们对ESG发展的长期承诺。将企业定位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导者和先行者，不仅能增强企业的投资者关系与客户关系，促进利益持份者的信任，还能降低声誉风险，从而助力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在制定长期战略时，应评估其业务活动对环境和气候产生的影响。澳洲会计师公会2023年ESG调研显示，亚太地区469名受访的会计和金融专业人士中有85%表示：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将持续成为未来十年最主要的ESG风险。此外，55%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将显著影响企业未来十年的战略决策，受影响领域包括投资、运营和物流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难以测量和跟踪ESG表现是企业有效推行ESG实践的最大阻碍。

NBD：从中国境内企业已披露的ESG报告来看，部分企业的ESG披露更加重视“E”（环境）“S”（社会），而对“G”（治理）的披露相对不足，比如未披露分红数据、女性员工占比、员工薪酬等信息，您认为这可能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认为中国企业在ESG披露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待完善？

朱亚明：目前境内企业披露ESG报告的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是和企业实际开展ESG工作的能力相关。部分领先的企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ESG战略、管理体系、治理架构，这些企业已经将ESG工作深度融入了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而且他们的ESG绩效监控也非常完善，所以这些领先的企业可以完整地披露ESG工作成果。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企业，目前仅仅是披露了基础的ESG报告，而并没有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推进ESG工作，这些企业没有建立ESG战略、管理体系、治理架构，也没有对日常的ESG绩效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和监控，所以他们也没有能力做高质量的ESG披露。

我们认为，披露只是ESG工作的结果，企业应该更加关注整体过程，打好基础，搭建成熟的ESG工作推进机制，将ESG真正融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ESG结果，自然而然的，这些企业的ESG披露水平也会得到提高。

企业面对更敏感的成本 要聚焦ESG关键领域

NBD：在全球当下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下，您认为企业ESG转型与实践的积极性会受到多大影响？您那边有感受到这个影响吗？具体表现有哪些？是否会有地域差异？

朱亚明：安永在今年初做过一项针对CEO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在制定ESG项目的时间表、优先度和投入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和有针对性。但是，企业依然把可持续发展和ESG视为核心战略议题。所以，这意味着ESG可能不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而是已经成为企业日常运营和战略中的长期考量。

从地域上来说，实际上刚才Dale（戴宾图）也分享了，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标准的趋同，特别是在气候相关的披露标准上。然而，全球也存在显著的分化。例如，您刚才提到的有反ESG的浪潮，在美国尤其严重，因为它被政治化、标签化，甚至一些ESG投资基金都纷纷改掉它的ESG标签。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换标签”的行为，它的核心，以及大趋势没有变，ESG的理念在本质上已融入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欧盟将ESG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想在全球树立标杆，尤其是在所谓“双重重大性”这一方面引领全球。中国是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推动ESG发展的，因为政府，特别是央企、国企，跟ESG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企业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也必须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效益。中国政府通过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标准来推动ESG发展，我们在交易所的ESG要求中也看到很多中国特色的内容。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企业也有非常强的动力，而这些企业如果要出海竞争，必须要接轨国际标准。所以，在双重因素影响下，我们观察到，中国的ESG文化会有自己的特点。

NBD：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企业对成本投入更加敏感。投入ESG实践需要增加成本，企业在ESG实践过程中该如何考虑和平衡成本问题？

戴宾图：首先，企业应该将低碳和绿色转型产生的成本视为公司长期投资的一部分，这对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其次，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企业可以聚焦关键领域投放资源进行ESG实践。比如制造业，可以重点关注企业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以及转用洁净和绿色能源的解决方案，以达到节能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目标。

此外，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承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和潜在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