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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日渐明确的信号。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不久前，民政部预测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3亿老年人何去何从？建议指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与此同时，还将“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世卫组织就提出“健康老龄化”概念——即认为各国在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并非束手无策。
基于这一评价体系，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一帆等人，连续三年发布“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其中，城市养老能力不仅表现在医疗和经济上，社会环境、社会参与与城市规划等也被纳入评价当中。
就在前不久，最新一期报告对外发布。这份报告从“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五大维度，通过公开数据对我国38个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珠海力压四大一线城市拔得头筹。除这五座城市外，位于长三角的南京、苏州、杭州以及中西部城市太原、昆明也挤进前十。
“中国城市总体上应对老龄化的能力有限，排名第一的珠海是唯一得分过‘及格线’（60分）的城市。”杨一帆向城叔解读报告时坦言，即便把标准拉到50分，也只有排名前三的珠海、北京、南京属于此列。
本组图表除署名外均据：《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2019~2020））》
差距也是进步空间。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城市准备好了吗？
基础
城叔此前统计过各地老龄化情况。根据2018年数据，在统计的24个省份当中，辽宁、山东、四川、重庆和江苏等省份均已迈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而北京、上海均在2017年就达到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的所有省份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猜你想看：《人口结构拐点已至，六省市迈入深度老龄化》）
24省份2018年老龄化水平（上海为2017年数据）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官网
这些地方能否满足当地老年人的妥善养老需求？我们不妨先考察两项基础指标——金融经济水平和健康医疗水平。
根据报告统计，经济金融水平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一线城市均位于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内陆地区，沿海地区风险防范意识、参保意识及保险购买能力相对较高，在商业保险深度这一指标（保险收入费用总额/城市生产总值）上，沿海城市明显领先，四大一线城市同样位于前十。
而在月人均职工养老保险金上，排在前五位的是哈尔滨、天津、贵阳、兰州和太原，一线城市中仅深圳位于第六，上海、北京、广州表现则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均排在25名之后，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增强民生保障能力，均衡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分配”。
而在医疗供应方面，城市表现也颇为分化。
老龄化程度较严重的城市，不一定拿出了较好的应对措施。比如，排名倒数第五的长春，无论是家庭医疗支出还是医疗资源供给两方面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当地较高的养老需求，政府养老投入力度难以跟上脚步。
而一些南方城市得益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表现出养老产业的发展潜力。
比如，海口、昆明两座城市的健康医疗水平均位于前十，其中海口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海口排名从2017年第9名跃升7名，一方面源于当地候鸟式养老兴起，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当地政府对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等方面建设的重视。《“健康海口2030”行动计划》提出，要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82岁。
质量
与先发地区较好的经济基础不同，海口、昆明等新兴养老城市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更高的养老感受度、有效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
亚当·斯密曾提出，国家历史上对人口的关注，大多是因为大量人口在城市发展中所创造的财富和经济价值，被重视和重用的是具有创造劳动价值的年轻人，而老年人则被看作负担。这被学界总结为“消极老龄化”时代。
如今，随着全球城市老龄化程度愈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思考：老年人是否可以发挥更多积极的社会作用，而非纯粹沦为社会“负担”？
由此诞生的“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城市”概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未来能够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城市，除了对经济和医疗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外，还将涉及老年人生活方方面面。
当国内养老产业愈加关注基础内容之外的因素，哪些城市能抢占先机？
报告从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对主要城市进行了衡量。
人居环境上，珠海、深圳、厦门等“小而美”的城市毫无意外居于高位，这三座市域面积相对较小的城市，在人均绿地、公园和绿化覆盖率等指标上超过不少大型城市。
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指标考察了老年人在城市中对娱乐、文化、安全、居住等要素的可及性。在此领域，中西部城市表现出强劲竞争力。
比如，昆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较高，在人均群众文艺馆数这一指标上排名第二；以娱乐产业闻名的长沙，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在总消费支出占比则高居38个城市首位。
此外，备受关注的道路情况也被纳入指标体系当中。
杨一帆指出，在一些大城市，宽阔而缺少安全标识的马路限制了活动半径，导致很多老年人外出仅限于散步或买菜。在他看来，活动范围缩小意味着其社会交往半径缩小，“如果在一个城市很不方便、没法交流和融入，又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养老？”
再一次，一线城市集体落后于二、三线城市。其中，珠海和无锡分别由于其相对合理的城市规划排名二、三位——珠海在人口数量较低的情况下给予了充足的公共道路交通数量供给；无锡则通过合理的道路设计让城市在交通用量巨大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拥堵程度。
痛点
总体来说，通过五个指标多角度的比较，总排名第一，健康医疗、交通出行、人居环境、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四个指标均位于前五名的珠海，当之无愧成为“最适合养老”的城市。
在杨一帆看来，珠海没有明显短板，在养老领域属于“全能冠军”。但同时，类似上海这种健康医疗水平占据高位的城市，作为“单项冠军”同样不容忽视。
但他也提醒，在排名之外，还潜藏着更多城市养老的难点和痛点。
去年，一档讲述明星养老的节目中，月付1万元以上的高档养老院不仅引来大量关注，也揭开了养老产业一个难解的问题：好的养老院从不缺市场；相反，市场上缺的是更多能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养老院。
杨一帆对养老市场调研时发现，对比国家“十三五”规划给出的“每千名老人35张床位”的养老院服务设施供应标准，大部分城市已经基本能够达到要求；但若考虑市场表现，这些养老院却往往成为“摆设”。民政部此前统计数据显示，养老院床位空置率超过50%。
在老龄化程度加剧的今天，养老院为何会没有市场？
“因为供需之间是不匹配的。”杨一帆解释，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养老院在建设理念和专业程度上，难以满足现有养老需求。
杨一帆注意到，即便在西部城市，万元以上的养老院也开始出现排队等位现象。他深入了解发现，这些养老院往往有较高的医养结合水平，养老院摆脱了过去“脏乱差”的形象，不仅装修和布置十分温馨，而且住院医护团队能够实现24小时服务，这让不少老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
此外，真正对养老院有“刚需”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群体，又很少有养老院能够提供专业服务。“专业化、有特色的养老院需求是很大的，但市场没有充分提供这些服务。”杨一帆分析。
在他看来，“应该让老年人有更多选择权，让尽可能多的城市向老年人友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本地老年人信息的收集，与当地科研机构合作，研发更多符合其特定需求的老年科技和产品。条件成熟后，这些产品有可能推广到全国甚至全球市场，成为城市发展的机遇。”
杨一帆特别强调，眼下，城市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养老从根本上说是每个人的事情，但同样也是国家、城市的责任。城市应该尽力帮助市民实现“健康老龄化”，避免对医疗、财政、护理造成更大的负担。而那些提早应对的城市，还可能迎来产业的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